◎周黎明

雨果的《悲惨世界》出版于1862年，在长篇小说中也可谓巨制，共5卷365章，字数超过65万个法语词。在这个速食时代，能潜下心来啃下整部小说的已经不多，加之原著三分之一篇幅属于题外话，并不推动剧情，徒增了阅读门槛，也间接鼓励更多人通过影像等改编作品来了解这部经典名著。

为什么破圈的是音乐剧版？

《悲惨世界》的影视改编至少有上百种，有记载的最早一个竟然出现在小说诞生的同一个世纪，即1897年卢米埃兄弟拍摄的一个短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观众最早接触到的，大概是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的1958年法国版，让·卡班主演，时长近四个小时，以忠实原著而著称，但缺乏原著的恢弘气势。连姆·尼森主演的1998英文版对普通影迷颇为友好，眼熟又恰到好处的明星阵容，删繁就简、只抓主线的情节，成就了一个入门导读性质的简易版。

若嫌电影容量不足以覆盖小说内容，可以观看2018年六集英国剧集，或2000年四集法国剧集，都是大卡司。最长的可能要数2013年45集的越南改编版，或许只能吸引本地观众。这些都只是本世纪的改编，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的翻拍更是不胜枚举。

到目前为止，真正出圈的改编是2012年的音乐剧电影。严格说，是《悲惨世界》的音乐剧版做到了跨越文化、时代和欣赏人群，而电影又成功复制了舞台剧的魅力。这里包含了两层偶然性：经典文学改编成舞台剧，成功概率恐怕要低于直接拍成影视，而经典舞台剧搬上银幕，成功率更低。当一大批非音乐剧爱好者被该片打动时，便是西谚中所说的好多颗星星排成了完美的直线，可遇不可求。

内在原因值得细究。影视擅长写实，舞台偏向风格化。现代观众的脑回路受影视的潜移默化，因此雨果的浪漫主义风格显得颇为夸张，人物往往“轴”得难以置信。舞台剧的形式，尤其是把内心戏唱出来的音乐剧或歌剧，比较适合表现这样的大爱大恨，那些源自文学的舞台剧多半属于浪漫派，就是这个原因。《悲惨世界》拍成大电影有点吃力不讨好，剧集则容易滑向狗血煽情的路线，这也是越南、西班牙等国愿意翻拍的原因之一，可以无缝衔接哭哭啼啼的通俗剧。

19世纪是西洋歌剧的黄金时代，居然没有著名作曲家改编这部小说，着实令人意外（威尔第的《弄臣》和《厄尔南尼》源自雨果小说）。对传统音乐剧来说，这个故事不仅过于庞杂，而且气质也不对，不似《巴黎圣母院》一看就知适合音乐剧模式。《大悲》（国内粉丝对它的昵称，西方有类似的叫法Les Mis）有搞笑元素（德纳第夫妇），但一点也不轻松愉快；有俊男美女的爱情，但被放置于沉重的历史框架。音乐剧版的演变充满了反逻辑的神操作：它最初是1980年法国出品的概念唱片（这倒跟多部英国音乐剧相似），剧作者阿兰·鲍勃利的灵感来源是狄更斯《雾都孤儿》改编的英国音乐剧《奥利弗》。唱片问世后同年，制作出舞台版，连演一百场，观众达50万人。

至此，这改编算是相当成功了，但它并没有走出法国。五年后，英国金牌制作人卡梅隆·麦金托什跟皇家莎士比亚剧院联合制作推出英文版，不是法国原版的翻译和照搬，而是动了很大手脚，歌词几乎另起炉灶重写，并且达到了类似桑德海姆歌词的超高水准。是这个英文版冲向了世界，成为一艘现象级的文化巨轮；法国词曲作者把它视为官方版本，之后法国上演的法文版是从这个英文版翻译回去的。

伦敦西区的这轮演出一直到2019年，总共13000多场，成为全球戏剧史上单轮演出场次最多的大型音乐剧——只有两部戏单轮场次超过了它，一部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西区话剧《捕鼠记》，另一部是纽约外百老汇的小剧场音乐剧《异想天开》。

讽刺的是，当初的伦敦剧评界集体看走眼，当地权威报纸说它是“缺乏睿智的人造娱乐”，是“用维多利亚式奢华堆砌出来的维多利亚式狗血剧”，文学界更是看不惯娱乐业碰瓷他们的伟大经典。然而，观众看了喜欢，他们感动了，流泪了，原本只定三个月的戏，愣给演了34年。除了伦敦的旗舰，还有连演16年、共6680场的百老汇首轮，以及数不胜数的世界各地版、巡回版和学生版，全球演出场次共约5万场，光是正式发行的录音就达40多种。

《悲惨世界》的文学内核

我最早欣赏该剧是在32年前它开始美国西部的首次巡演，一向轻松欢笑对待音乐剧的我居然看得泣不成声；多年后看电影版仍会潸然，但泪点却变了，从感情充沛的场景移到了一些深沉之处，尤其是迪捏主教。相比之下，我观赏多个英语和法语影视版时，最强烈的感受是情节的诸多巧合及感情放大后的失真。

原著的宏大既是优势，也是障碍。改编者不可能什么都抓，只能截取各自认为重要的元素，而这能直接影响改编作品的定位和境界。雨果原著有大量历史背景，全部搬上银幕或舞台，只有熟知那段历史的观众才能避免晕眩。故事高潮那场巷战，很多西方观众误以为是法国大革命，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有人看成了巴黎公社；其实，那既不是1789年的第一次法国革命，也不是1830年的第二次法国革命，更不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而是1832年的六月起义，仅持续两天，若不是大文豪写进名著，早就淹没在历史洪流中了。

音乐剧版并没有深入探讨保皇派和共和派的具体主张，但它提供了拉马克将军之死这根导火索；对于普通观众，只要区分热血青年和反动势力就能抓到要点，无需历史基础。最激动人心的一首歌《你可听到人民的歌声》基本上是架空的，可以用于任何同类事件，而背景知识较集中的歌，比如学生们在咖啡馆唱的《红与黑》，出现了“圣母院”等多个地名以及“国民卫队”等指涉。可以说，越是涉及具体细节的歌曲，越像承担叙事功能的歌剧宣叙调，也越难以脱离故事而广泛流传。这种化繁为简或高举轻放的方式通常带有外人视角，即在超量的戏剧信息中捕捉能广泛引发共鸣的重要元素，放弃或集中处理难以快速消化的繁琐细节。

还有一处也能说明该剧（及该片）的取舍：一般人都记得主角冉阿让是因偷窃一块面包而坐了19年牢狱，你若细听第一首歌词，会发现最初判刑是五年，后来因为逃跑而不断加刑。这仿佛是为了堵杠精们的嘴而加入的细节，也就是说，这故事可简可繁，你可以只抓提纲要领，也可以从某几首歌的字里行间还原大量小说内容。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要说明文化传播中一对重要的矛盾——普适与特异，前者为了扩大抵达群体，后者为了提升质感。这个戏绕道英国走向世界，其中的秘诀是更好地拿捏两者之间的平衡，让路人观众一举抓住要点，让原著党和戏迷不断探索发现。

一个普通中国观众，无需精通英语或法语，也无需历史知识，即可迅速领会该故事的主题，即构成主要戏剧张力的法律和道德的较量。沙威警长是法律威严的符号，你把他想象成机器人更易理解。通俗剧的套路会把他诠释成坏人，但他不是最终回头是岸的恶棍，他对法律的解读和执行超越了人的范畴。从统治者的角度，沙威是完美执法者，绝不夹杂一丝杂念，而且刚正不阿，不会因为怀疑市长大人的身份而设法从中为自己谋利。

在雨果的价值排序中，法律秩序标示着低端的尺度，而道德系覆盖其上、更广泛也更高级的规范。冉阿让多次触犯法律，不停被警长追捕，非但不会令人感到他罪不可逭，反而觉得那是恶法将人逼上绝路，由此对届时的法国体制产生质疑。

冉阿让这个角色比沙威更具复杂性，但同样经不起现代人的逻辑审视，比如歌词里夸他当市长造福一方，但那座小城及他管理的那家工厂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人间悲剧。不妨说，他那善良到天真幼稚的价值观在那种环境里寸步难行，更甭说当上市长了。

影片颇具回味的，是冉阿让和沙威既对立又交融的一体两面，沙威在对白歌中反复强调法律，但内心独白歌中却反复出现宗教意象，甚至跟冉阿让唱相同的旋律及歌词。沙威视秩序为社会的基石，冉阿让视仁爱为更高的秩序。

电影版的得失

汤姆·霍伯执导的电影版需要解决一个难题：重新调整写实和风格化的矛盾。舞台剧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功，但舞台处理照搬到银幕上会令人不适。电影一向要比戏剧更写实，电影观众难以接受舞台上的夸张，可是，从头唱到尾的音乐剧注定是夸张的。霍伯对所有人的演唱都大幅下调，尽量让唱向说话靠拢，但效果不尽相同。叙事性质的歌曲依然会令人难以接受，而内心独白性质的歌曲则会失去一些感染力。影片最大的败笔是沙威的两首独唱，不知是拉塞尔·克劳唱功不佳，还是导演低调处理，总之火候明显不足。

休·杰克曼走红好莱坞之前便是一流的音乐剧演员，唱功和演技都十分了得，但音色和气质似乎都不太适合冉阿让，少了点人物该有的厚重。当然，他的口碑远好于克劳，还获得了英国电影学院以及奥斯卡的提名。对他的挑剔更多是跟舞台版的冉阿让相比，舞台版的沙威更是秒杀克劳。

有趣的是，几位年轻演员的表现十分亮眼，无论是获奖的安妮·海瑟薇，还是没有提名的阿曼达·塞弗里德、埃迪·雷德梅恩、舞台版平移过来的萨曼莎·巴克斯，以及百老汇帅哥阿伦·特维特，依愚见均优于两位男主。海瑟薇那首一镜到底的《我曾有梦》，彻底摈弃舞台版的咏叹调风格，仿佛是哭诉出来的，是霍伯该手法最成功的一处；加之电影挪动了它的位置，从铺垫变为情绪高潮，也有助于演绎。

我们应该庆幸该片整体的高水准，因为舞台版的威望其实不能保证影像转换。不信你看霍伯七年后拍摄的《猫》，舞台版也是音乐剧中的大卖之作，但银幕版甫一推出，径直闯入音乐剧电影烂片榜。

电影的一大优势，是受众极广，理论上可以是无限的，电影也可以把一些细微之处加以呈现。跟以往的《悲惨世界》故事片相比，霍伯版对影像非常讲究，就拿沙威跳河自杀那场戏来说，有些影片拍得像高台跳水，有些选择了小河，似乎跳进去都淹不死人，有些则干脆虚写，只拍河堤上的衣物，而这版将沙威融入一个既古典又诡异的大背景，颇有悲剧气氛。

若想要充分欣赏歌艺，1995年10周年音乐会、2009年25周年音乐会以及2019年群星音乐会聚集了众多唱将，呈现出银幕版无法也无意图复制的音乐表演。但这些都不同于英美的常规舞台版，西区和百老汇上演的《悲惨世界》至今没有出版官摄，即便有，也不可能复制现场的气场，这涉及舞台艺术和影像艺术的差异，多数舞台艺术片只能把一流的舞台艺术变成三流的影像语言。

舞台或电影都不能取代原著的文学价值，但它们能扩大原著的影响力，打破过去与现在的屏障，架起高雅和通俗的桥梁。普通人不会去深究文学理论或艺术特色，他们可能对其中几个场景、几首歌、几个镜头留下印象。而2012版《悲惨世界》跟其他优秀音乐剧电影一样，值得一刷再刷（中国公映版为了排片，做了少量删减），不仅为了重温当初的感动，还可以发现歌词和镜头里浓缩或深藏的细节，会发现为什么一个遥远过去、遥远国度的故事，竟然让你感受到了隆隆的历史回响。

《悲惨世界》为什么会成为伟大名著

《悲惨世界》的主题是写人类与邪恶之间不懈的斗争，人类本性是纯洁善良的，将一同走向幸福，但要经过苦难的历程。书中穿插当时法国革命动乱的背景和拿破仑滑铁卢战役的描写，以及当时法国社会的很多细节都有论及。小说将近半个世纪历史过程中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都一一展现了出来：外省偏僻的小城，滨海的新兴工业城镇，可怕的法庭，黑暗的监狱，巴黎悲惨的贫民窟，阴暗的修道院……其细部也真切入微，形象鲜明突出，色彩浓重瑰丽，气势磅礴浩大，堪称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
小说主人公冉阿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从出身、经历、品德、习性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劳动者。他体现了劳动人民各种优秀的品质，他是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劳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怆性，这种有社会代表意义的悲怆性，使得《悲惨世界》成为劳苦大众在黑暗社会里挣扎与奋斗的悲怆的史诗。

超越苦难 — 读雨果的《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是雨果前后花了17年时间写完的一部巨著，洋洋洒洒一千五百多页。除了情节发展的线索以外，书中有很多看似和主题无关的冗长叙述（我自己就“撑杆”跳过“滑铁卢”整整一大章节）。然而无论如何，我必须承认此书不愧是人类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几乎没有之一），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对人性的深刻的挖掘。在我读过的有限的世界名著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一部著作在这一点上能与此书相比。另外，此书富于传奇式的情节安排以及极其细腻深刻的情感描写，也不得不让人感叹雨果不愧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小说的四个主要部分分别以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名字命名：芳汀，柯赛特，马里奥以及冉·阿让。笔者认为每个人物都其象征意义：芳汀象征着“苦难”，柯赛特象征着“纯洁”与“幸福”，马里奥象征“社会抗争”，冉·阿则让象征着“苦难”与“超越”，或者灵魂的“救赎”。尽管有着如此多重的人物形象，冉·阿让始终是全书的中心角色。

冉·阿让一生承受了这个世界上大都数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苦难和不公正，但他从米里埃主教（“善”或“宽容”的象征）那里得到了“超越”的灵感。在书的开始部分当米里埃主教得知冉·阿让的悲惨经历后，他说到：“是的，你来自一个不幸的地方。。。如果你带着怨恨离开那里，对人类充满愤懑，你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但如果你能带着良好的意愿离开，心中充满柔情与平静，那你就超越我们所有的人。”;（“Yes, you have come from an unhappy place. But listen. … If you leave your place of suffering with hatred in your heart, and anger against men, you will be deserving of our pity; but if you leave with goodwill, in gentleness and peace, you will have risen above any of us.”Penguin Classics）。之后，全书的情节均围绕着“超越”而展开，而冉·阿让最后也达成了这个超越。

虽然历史上人类为正义不断抗争，但不幸的是，不公正一直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人类社会大多数时候都是依仗法律，在“公正”的口号下实施罪恶。“悲惨世界”从各个角度展示了这个现实，并让这个不公正集中地体现在冉·阿让身上。雨果似乎是在通过冉·阿让这个形象传播一种信仰：真正的审判来自超越人类的“上帝”。这就为何冉·阿让始终无法摆脱沙威警长的追逐（沙威警长是社会制度不公正的象征），沙威警长最后选择自杀（正义和法制在他眼里无法协调），以及冉·阿让他的生命的临终时刻得到了终极幸福的原因所在。所以冉·阿让虽然一生受尽磨难，临终时仍然对科赛特和马里奥说道：“上帝是美好的”。

我同意一位网友对此书的评价：“悲惨世界”是一部关于“原谅”书。冉·阿让一生除了为生计所迫而偷了一块面包之外，他其实是清白无辜的。然而他总是处在一种忏悔和饶恕他人 - 那些伤害了他的人 - 的情绪中。雨果对基督教的态度是批判性的，笔者个人也不认可基督教意义上的“原罪”意识，但此书所传达的“善”与“爱”的精神却是意义深远的：“爱”将最终融化“恨”。

冉·阿让的不断忏悔却又高尚的灵魂，和书中另外两个人物 - 特纳蒂埃夫妇形成鲜明对比。特纳蒂埃夫妇象征着人性中无法抹去的邪恶属性： 自私，贪婪与残忍。如果说冉·阿让的宽容精神能最终感化沙威警长 - 这个被人为制度洗脑的人，却无法消除特纳蒂埃夫妇的恶。笔者认为雨果在此挑战了前一段所提到的“爱”终将融化恨的信念，暗示了对邪恶将永远存在的这一事实的无奈。这个终极矛盾也是此书深刻的原因之一，因为作者没有为了某种信仰而自欺欺人地美化现实。

在苦难之外，雨果也不忘对幸福大书特书。作为抒情大师，雨果把情窦初开的科赛特和马里奥的爱情描写的淋漓尽致。然而更深刻的爱，却产生在冉·阿让和柯赛特之间。冉·阿让和柯赛特的关系是本书最精华的部分：前者对后者的无条件的爱，以及后者对前者无条件的信任，联结了这两个世界上最纯洁的灵魂。对冉·阿让来说，柯赛特是上帝给他的礼物，是从天国降临的天使，给以冉·阿让本来荒芜的情感生活一个全新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当冉·阿让发现科赛特爱上马里奥，自己面临失去柯赛特的危险时，他感觉自己才真正面临人生的真正“灾难”，在几十年来和不幸的顽强抗争中第一次哭泣。

笔者迷上雨果的作品还是在高中时期。当时一口气读了好几部他的长篇小说，被每一部作品深刻打动。不记得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我没有选择读《悲惨世界》。现在看来，即使当时读，也不一定能读懂，因为没有一定的人生经验的人大约是无法体会此书的深刻意义的。记得在美国电视上看到一个过世的名人采访（不记得这个人的姓名了），此人说过一句话让我永远难忘：人生有幸福也有苦难，但后者对我来说分量更重（非原话）。我个人完全认同这个观点。关于幸福的故事我们或许会视之为理所当然，关于苦难的故事则会让我们苦思冥想。《悲惨世界》就是这样一部关于苦难和超越苦难的鸿篇巨著。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它的价值将永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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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注：《悲惨世界》是纽约百老汇上演最长时间的剧目之一，也无数次被改编成电影。笔者看过大约4，5部改编的电影，认为最好的还是曾经在中国大陆上演过的法国1958年版。英文版（美国）的几部都或多或少和原著有所偏离。

07/09/2011原稿

11/27/2017修改定稿